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這只“黑天鵝”的突然來襲，給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沖擊，也深刻改變了當今世界格局。傳統行業被顛覆，新興行業層出不窮，經濟結構面臨轉型升級……作為最貼近經濟和產業的教育類型，職業教育也隨之面臨深刻的變革。
后疫情時代，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如何以全球眼光布局職業教育，促進教育鏈、人才鏈、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近日，一場由浙江省中華職業教育社、AICC國際教育中心主辦的后疫情時代國際產教融合論壇吸引了國內外專家、學者、職校代表、企業家代表等200余人參加。
疫情之下，世界經濟遭受重創？
產教融合是疫后復蘇的“強心劑”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影響巨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4月到6月，全球經濟收縮1.9%，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整體收縮4.9%。世界職業學院與技術大學聯盟主席、CEO克雷格·羅伯遜通過視頻連線，參加了此次論壇。他坦言，疫情帶來的影響還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產教融合對于幫助國家、企業和工人從疫情中復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深化產教融合，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是推動教育優先發展、人才引領發展、產業創新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相互貫通、相互協同、相互促進的戰略性舉措。”浙江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職教社常務副主任王利月如是說。論壇中，與會嘉賓一致認為，產教融合是疫后復蘇的“強心劑”。
然而，宏勝飲料集團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部長陳思聰卻提出了這樣一個困惑：我國職業教育每年約培養1000萬名技術技能人才，但很多企業依然面臨著用工困境，這反映出目前職業教育存在的最普遍、最深層次的問題是與市場的融合效果不理想。
基于此，與會嘉賓就有關產教融合的世界先進經驗和我省的優秀探索發起了一場頭腦風暴。德國GFM職業教育集團浙江項目負責人董寧麗分享了產教融合的德國智慧：“職業教育是戰后德國經濟迅速重建并崛起的關鍵因素。德國健全的法律保障、工會和行業協會的有力支持、企業的積極參與，使得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一直處于世界職教領先地位。‘雙元制’職業教育的整個培訓過程在工廠、企業和職業學校進行，以企業培訓為主，企業實踐和學校理論教學緊密結合。”
澳大利亞商業管理學院副院長Angie Zhang指出，職業教育具有與行業領域緊密連接的特征。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領域的產教融合側重多元化量身定制，如培訓師深入企業考察企業培訓需求，確定培訓方向和培訓形式，并結合培訓包中的技能單元和企業實際水平，為企業定制培訓方案和具體培訓進程，幫助企業解決實際操作問題。
迪肯大學訪問學者、AICC國際教育中心副校長位冬同時提出，后疫情時代，國際格局發生變化，職業教育需要結合國際形勢，特別是結合“一帶一路”產業布局，積極擁抱企業、走向世界。
疫情導致大量失業？
增強職場免疫力是關鍵
疫情之下，經濟遭受重創之后會發生什么？國際勞工組織估計，2019年到2020年第一季度，全職工作減少約1.3億份，對于全球近20億非全職工作的人來說，80%的人面臨著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年輕人。
論壇中，克雷格·羅伯遜展示了一張來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圖表，圖表清晰呈現了經合組織成員國內部的工作崗位因機械自動化帶來的風險。“我們不應該害怕，這是我要傳遞的信息，科技更新換代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會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它們可能是不同類型的工作，不再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這是職業教育和培訓提供者所面臨的挑戰。”他說。
“在此次疫情中，可以看到低技能、中等技能的工人在學習、生活、生存能力等方面都較為脆弱，這對職業教育而言，是一個重要信息，我們可以在這些人群中進行培訓投資，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為經濟轉型注入動力。”克雷格·羅伯遜說。
陳思聰坦言，很多職校生缺乏職業生涯規劃意識，不注重自身職業能力的提升，缺乏敬業精神和進取心。
如何增強職場免疫力，讓職校生未來的職業道路走得更遠？在克雷格·羅伯遜看來，后疫情時代，能力的挖掘、培育應在職業教育領域體現出更高價值。“很多人一提到創新就認為和研發有關，但創新也可以發生在公司的細微層面，它會給公司發展帶來不竭動力。職業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的這類能力，為他們未來從事各個領域的工作做好準備。”
杭州蕭山技師學院院長許紅平則認為，跨界思維在職校生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尤為重要，萬物互聯、大數據、云計算、集成芯片、虛擬現實、逆向工程、增材制造、機器人等新技術要求人類與機器重新分工，未來社會更需要腦手能并用、數據能掌控、適應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
論壇中，不少與會嘉賓還提到了“繼續學習、終身教育”的重要性。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中美社會治理創新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郭玉貴指出，美國職業教育始終貫穿于公民教育終身，根據本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力質量和規格的新需求，不斷變換職業教育的內涵與外延，設計和擴展新的職業教育形式，為受訓者提供流向中產階級職業生涯的上升渠道。
傳統行業被顛覆，新興行業層出不窮
職業教育要在重構中破局
論壇中，克雷格·羅伯遜道出了這樣一組數據：“在澳大利亞，疫情暴發后的前3周，約四分之一的企業改變了送貨方式，約三分之一的企業擴大了在線業務，近九成企業在疫情期間采用了新技術。疫情暴發8周后，企業的數字化進程向前推進了近5年。在3月到5月，超過2600萬份包裹被遞送出去，今年8月，澳大利亞的網上銷售額超過30億澳元，疫情創造了一個習慣于在網上購買消費品和服務的人群。”
“一場疫情加快了技術更新迭代的速度。”CSA安全可信聯盟研究院副院長、海創院專家賈玉良深有感觸地說道：“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工作、社交方式，加速了數智化，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數字經濟的GDP占比越來越大，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改變了生產關系，深刻影響著國家的經濟、文化、政治。”
“面對數據壟斷和數據霸權，人才是關鍵。”在賈玉良看來，這對于職業教育而言，挑戰與機遇并存。數字經濟促使職業教育由內而外產生系列的量變與質變，培養急需的、能適應未來發展需求的技術技能人才成為企業和職校共同的需求。
許紅平對此深表認同：“科學技術快速迭代，產業生態快速重構，高質量發展成為主基調，壯大高端研究型、技術技能型人才隊伍，提升人才培養層次成為主支撐。”
然而，現實的矛盾是，職業院校專業設置沒有匹配人力資本市場需求，沒有按照專業特性制訂與產業需求相適應的人才培養動態標準，導致人才培養結構不合理，專業培養規模、專業教育投入等出現過度或不足的情況。
對此，許紅平認為，專業崗位不同、培養層次不同，匹配的要素，譬如師資要求、培養年限、培養模式等完全不同，職業教育要重構人才培養的認知和理念、重構人才培養的目標和結構、重構人才培養的模式和要素，實現教育的精準化、差異化。（胡夢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