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優化支出結構，新增教育經費向職業教育傾斜”。這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長期以來，職業教育發展始終存在經費投入不足的問題。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20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快報，2020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53013億元，其中，中職2871億元，占高中階段教育的34.08%，只占普通高中的一半；高職專科2758億元，占普通高等教育的19.70%，不足普通本科高校的四分之一。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測算，職業教育辦學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需要有充足的經費投入和實訓條件。職業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在較大程度上制約了職業院校的高質量發展。
經費投入不足確實是個問題，但筆者認為這還不是最關鍵的。解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既需要充足的經費，更需要保證經費投入到位、運行有效的體制機制和配套師資，需要綜合施策。為什么這么說呢？
職業院校辦學中一直存在著經費投入不能根本解決的諸多軟性問題。比如辦學理念問題，由于對職業教育的類型特征和辦學規律認識不清，不少學校仍然存在著效仿普通教育辦學理念和辦學定位漂移不定的問題，一定程度存在著“脫職業教育”的傾向；比如領導能力問題，不同領導干部尤其是學校黨政“一把手”的不同領導特質、領導風格會產生摩擦與碰撞，會在某種程度上阻滯著國家職教政策的執行效果；比如干部任用問題，不少公辦職業院校存在干部論資排輩和能上不能下的用人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老干部無激情、新干部無動力的現狀，學校改革步履維艱；比如專業教師實踐能力不強的問題，職業院校的專業教師需要到企業實踐鍛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目前依然有不少的專業老師不愿意下企業鍛煉，習慣于在黑板上開機器、教室里講實踐，導致學校購買的不少實訓設備無人會操作，甚至存在購買的設備多年未開封啟用就報廢的情況；比如企業高技能人才引進問題，企事業單位人員流動的政策門檻、學歷門檻以及不同的收入分配機制都會讓學校難以引進企業人才，造成企業高技能人才占學校專任教師的比例依然很低，學生學不到真正的實踐技能；比如面向社會人員的職業培訓問題。公辦職業院校的績效工資制度，使得自身不能完全按照市場交換原則進行按勞分配，造成了不少職業院校只是辦了“一半的職業教育”，而另一半的職業培訓卻遠遠沒有做起來；比如教師投身教學改革問題，真正的教學改革真的需要投入大量的課余時間，這些都很難從經費上進行精準衡量，而需要制定一整套機制靈活的考核獎勵制度，還需要有職教情懷和奉獻精神。否則再好的教學改革也只能是曇花一現，無法得到推廣與可持續推進。
筆者研究發現，國家重點變革政策帶來的資金投入雖然增強了高職院校的辦學硬件，但軟件方面如辦學體制、管理機制、師資隊伍、育人模式等方面在不少學校并沒有發生顯著性變革。這些軟性問題直接影響了國家經費投入所產生的效益，不少很好的政策設計沒有達到好的政策執行效果，影響了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高職院校重點變革政策執行中存在的問題可以成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參考與鏡鑒。辦學經費投入不能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那些與辦學經費投入相配套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問題。比如打造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高地中的人才培養培訓模式改革問題，打造技術技能創新服務平臺中校企資源共享的合作機制問題，打造高水平專業群中各專業多方協同的可持續發展保障機制問題，打造高水平雙師隊伍中的教師評價機制、績效工資動態調整機制問題；提升校企合作水平中的協同育人機制和共建命運共同體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產教就不能深度融合、企業參與辦學積極性就不高、教師投身改革動力就不足、專業服務產業能力就不強、學生實踐能力就不高，從而整體影響職業教育的辦學質量和社會評價。
解決這些問題涉及對傳統做法的顛覆與再造，但學校的變革卻沒那么簡單。加拿大教育改革研究專家邁克爾·富蘭提醒到，教育系統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教師的培訓方式、學校的組織形式、教育層級的運作方式以及政治決策者對待教育的方式都容易導致維持現狀。他告訴我們，在教育變革中要引導變革者自己去決定、去感受，去發現和判斷什么事情是應該做的。學校變革應該由強制性的推行轉化為依靠教育教學一線的力量，讓學校自身不斷地去發展和豐富。
職業院校辦學者要清醒地認識到，實現學校高質量發展不僅僅需要經費的投入，更需要在思想觀念、組織領導、組織結構、人力資源、分配機制、培養模式、過程控制、組織文化等方面的認知、審視與創新。要通過全校上下的思想解放和觀念創新，引導教職工去感受變革的壓力和動力，形成主動變革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自生自發、循序漸進地推進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推進學校教育教學改革取得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的效果。
（作者胡輝平，系合肥鐵路工程學校黨委書記、校長）